不是药方的药方——中晚唐藩镇割据的另类解读（上）(第2/3 页)

存在，都不会脱离它的社会基础，否则这个政治结构就无法稳定存在。那么，藩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？

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，必须要把中唐的社会格局、经济格局、政治格局摆在一起来看。

中唐时期，人口周期律已经进入“危险高发期”，天宝年间，户部有超过八百万的户口，若是把隐藏户口也算上的话，那么整个大唐起码有五千万到六千万人口，只可能更多，不会更少了。

而农业的发展，已经进入瓶颈期；而商品经济的规模与质量，却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拟的。

这个时候，中唐（安史之乱前）的社会结构就呈现出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模样。

按照以往的规矩：

土地兼并遵循着标准模式，大量自耕农成为佃户，依附于权贵，成为权贵庇护下的“黑户”。

同时，大量破产农民，背井离乡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。当时的大唐王朝，顺应这个趋势，用募兵制的办法，暂时压住了社会矛盾。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

贵族们为了革命，总不可能接过贫民递过来的绳索，然后把自己吊死，对吧？

贵族们手里的田，如果没有人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，也是不可能吐出来的。

于是只能杀掉一些权贵，开始王朝重启。

然而，大唐的情况稍有不同。

天宝年间大量破产农民，变成了边镇的长征健儿，以及在当地安家落户。使得大唐有了疯狂开边的社会基础，也为基哥实现开疆的理想提供了构图的原材料，也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爆发。

一场安史之乱，打断了开边的进程。

不过可以假设一下，如果没有安史之乱，局面会如何演变。

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，破产农户只会越来越多，以至于成为破坏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。边疆是容不下他们的，只能开启疯狂内卷的模式。

大唐开边的方向是西域，那边人可以承载的人口极为有限。

科技发展也进入瓶颈期，没有实施工业革命的社会土壤。

大唐高层穷奢极欲的风气一浪高过一浪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
所以边疆大乱，农民起义，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叛乱，都是大概率事件，不可能一直稳下去，也不可能让基哥一直苟下去。

于是这个时候，历史进程就开始面临抉择。

要是条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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